武汉封城何时可以结束?把握好这几个潜伏期时段,解封指日可待!复产复工风险大?做好精准防控是关键!《解密你不知道的新冠真相》6
来源: 看呼吸 2020-03-06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根据百度地图大数据持续跟进复工指数显示,截至2020年3月3日,全国(除港澳台)范围复工指数已达57.42%,全国37个主要城市中大部分城市复工指数超50%,其中西宁、大连、长春、沈阳、拉萨、青岛复工指数较高,均在60%以上。复工与防控如何兼顾?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回答了网友相关的疑问。


现在防控的要点、特点,还有未来您对疫情走势的判断是什么?


曾光:我在武汉封城之后,曾经做出一个预测,就是湖北省以外各省的拐点应该是要拿确诊病例发生的时间来看,就是确诊病例的报告时间来看,大概是在2月5号左右。


做流行病学的人经常看到的,因为这个拐点它就是一个曲线上升然后拐下来了。就跟股票似的,上升拐下来,又上升又拐下来,它可能出现多次的拐点。因为我们这个拐点指的是武汉以外的各省。


我们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当初做出这个判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武汉封城是一个政府行为,是非常果断的行为,力度很大,是没有商量的。很多航班停了,高铁停了,主要交通停了,这一点都是政府直接可以控制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些结果的。


第二个理由,武汉封城的时候,全国已经警觉了,各省都行动起来了,我们相信各省的行动应该是生效的。这个行动按疾病发生时间来看很迅速,感染是什么?还有一个潜伏期,等到确诊的时间,整个一算起来,我觉得比一个平均潜伏期要长不少,至少是十天。所以这就是说我为什么说2月5号左右,我是又把封城时间向外推了十多天,确诊病例应该是拐点出现。另外我也说过,拐点出现应该是正月十五见分晓。那时候看得很明显了,它要下降。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验证了,但我觉得这一点验证并不是有什么技巧,做疾病分析,天天做这个分析,能够很容易判断出来。但关键是谁能勇敢地讲出来,需要一定勇气,可能大家对这个观点有不一样的认同,我们是有前提的,是指湖北以外的各省。


另外,我还提出了在下降过程中,我觉得还可能在上升,还可能处于上升的拐点,这是我要重点谈的。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因为上升的这个因素存在,可以确切地说,我不太清楚,但至少是两三亿人口在返城。这个返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然我们现在做的很好在哪?现在铁路部门、航空部门,特别是铁路,人员更密集的,只卖50%的车票,减少人的返程密度。而且,各地很多地方还规定,从疫区来的人要在家14天居家隔离,可是在有些地方,比如说在北京,要求所有的不管是哪个疫区,是不是疫区来的都要14天隔离。


还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是生效,但是考虑到更大的人口流动,涉及到复产复工开学的问题。在这种动态的环境中,我希望不出现反复,我做了很多预测,我希望我这次预测是失败的。如果我预测失败了,它没有反复,我高兴。但是现在我还不敢太乐观。因为从各地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还有上升的苗头。好几个城市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了。它往前走一步的话,甚至有些时候能使流行病学特点发生变化。


日本钻石公主号事件给疫情防控带来哪些思考?


曾光:日本钻石公主号的流行病学没有出来,都是媒体在报道,我们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是感染者,没有例外。大概发病比例就跟各国人数的多少差不多,相同的比例。它还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无症状感染者占的比例比我们国内多,占了40%。我们要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无症状感染者占达到40%?而且船上的旅客好像岁数大的比较多,在这个疫情流行的过程中,会不会有疫情减缓的现象呢?我们不好讲,现在还得需要正式出了评估报告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判断。


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复课的话会带来什么。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青少年发病的好像轻症多一点。换句话说,现在跟我们作斗争的不光是冠状病毒肺炎。现在非肺炎的感染者,在儿童中的占比是很大的。开学以后,同学和同学接触,那么这种感染的传播,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重症病人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你传了不止一代两代了,而且学生把这种情况带到家里,那么可能情况就严重。甚至有一点,因为这里头在学校的传播是快的。现在我们没到这一步,我为什么说可能还有这个拐点出现呢?我分析这些情况供大家参考。我觉得我们的防治确实不能大意。现在我们讲联防联控,但是每一步联防联控都有它的重点。


就春运返城,铁路和交通部门走在前头了,联防联控重点是他们。另外社区防控突出出来了。下一步教育防控也要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走向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要和我们卫生系统相结合。


目前面临的是第二阶段的问题,随着返城、复工复课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家庭聚集性病例,这样的病人往往流行病学史并不清楚,甚至没有流行病学史。这个情况下,防控难度增大。另外有些病人的临床表现也不特异了,所以在这个阶段,您刚才提到关于铁路交通部门的防控、学校教育部门的防控以及医院的防控,能不能给一些具体建议呢?


曾光: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对我们做流行病学的人非常重要。现在这个问题发生了,我们得有一个宏观判断。第一,到现在来看,这种现象实际上早就发生了,只不过陆续明显化。问题出来后,它并没有影响到连续下降,这种现象从流行病学来看,难点在哪儿?我们可能晚发现一个潜伏期病人,比如说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他没有出现症状,被他感染的人出现症状了。当我们把这个感染的人发现以后,翻过来再找他,那么我们可能是对这个首发者应该是轻症病例的人,可能我们错过一个潜伏期。在这个潜伏期里,他可能还感染了别人。这里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做流行病学侦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情况复杂化必然给医院带来压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呢?原来都是发热门诊,可能现在不光是发热门诊了,比如急诊科、小儿科、内科甚至外科,可能都会遇见这种无症状患者的情况。所以,我想衡量一个地方疫情大小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是医院感染。医生保护好自己是这个战略是不是逆转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医生感染了,医院又成为了传染源,那么医院再去播散,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没有什么窍门,只有每一科病人,到底谁是感染病人,谁是没有被感染的病人,我们都要一视同仁的严格消毒、把握。这里就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设施够吗?器材够吗?这是应该做调整的。应该反映到联防联控机构,供应后勤物流部门得给我们做保证。我们医院也应该提高警惕,各科室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呼吸科。


我们搞预防的和搞临床的应该并肩战斗,共同承担责任。现在做公共卫生,不可能长期在一种封闭的,停诊的状况下,这还是暂时的,暂时救急的一种行动。实际上真正的可持续性的防控,必须把这些全都打开。因为这个疾病带来的损失不光是因为冠状病毒引起的感染和肺炎造成的这个疾病损失。还有一个损失是什么?停诊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可能我们缺乏统计,如果统计起来,特别是大城市里,数目估计可能大幅度超过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流感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哪个危害大?


曾光:到底是哪个危害大?比如在美国,流感季节还没结束,已经死亡14000多人了,而我们还没有它的零头。再比如新加坡也已经有新冠肺炎发生了,我们也防不住,如果他们愿意把新冠肺炎当成一种流感样的疾病来看待,有这样的呼声。但是我觉得这种呼声,不是我们中国的。因为中国活生生的武汉这个教训在这儿摆着,这样的病死率在这儿摆着,虽然传出来的病例不多,而且被控制了。原因是什么?传出来的病例没有扩散到高危人群。


再补充一下,我们还不能光看呼吸道传染病,还要看看慢性病。到底慢性病这段时间因为医院要是不开诊,会加重慢性病死亡的情况。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一样在哪,就是往往世界各国都采取事后评估的方式,因为它很难把流感和肺炎的这个死亡和慢性病的死亡分开。因为人只能死一次,到底死亡算流感死亡还是算慢性病死亡。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来讲,只能死于一种。


2018年,《柳叶刀》杂志曾经统计过全球每因年流感的疾病负担,流感的死亡人数每年差不多是65万人左右。而我们国家,我们的流感中心CDCA曾经做过调查,每年我国因为流感造成的呼吸系统的死亡人数是8万人左右。而在8万人当中,有7万人以上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所以这个数字大家是能够清楚的看到,其实季节性疾病,季节性流感,其实也同样应该引起大家关注的点。


下一步的防控点应该在哪里?


曾光:我再一个建议就是我不主张发现以后大规模的对医院进行封闭,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应该讲究什么?精准的。比如说发现一个病人了,你能把呼吸科都封了吗?封的话,是一个诊室还是几个诊室呢?我觉得应该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线索来看,不要大规模的,比如有一个月,一例产科病人发现了,我们把所有的产科全部关了,那么其他人生孩子到哪儿去生?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社区防控上也一样。我主张的是什么呢?就是比较精确的。在农村最好办,到户,因为农村住的分散,一个院一个院的。比如在社区里,我发现一个楼房有确诊病例,我们封闭就封闭一个使用共同电梯的这么一个单元,当然也不必告诉是谁家出了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这个单元出问题了,大家要注意,尽量不走电梯,这个提醒是必要的。


在机关单位应该是什么?就是一个办公室,一个宿舍,大家可能住在一个宿舍里,住的人多一点,或者在工厂是一个工作间,我觉得现在到我们这个防疫策略应该相应的调整了。这样的话,比较适合于复工复产,医院全面开放,还有开学。学生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以班级为单位,不要涉及到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下一阶段,我建议是这样,这一点是大势所趋,不能顾此失彼,有一个平衡点。


我们有一个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每期两年,我们已经招生到19期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基层工作,我今天上午跟他们很多点都通了电话,了解了情况。我觉得是什么呢?流行病学实际上是搞情报的,疾病监测,疫情报告,现场调查,完了是公共卫生决策。公共卫生最基本的是ABC,如果把公共卫生的ABC丢掉了,那就是扩大化了,比如说我觉得有些地方现在为了完成任务,主张把这所有的发热病人都做核酸检测了,这么大规模的等于狂轰乱炸似的,脱离流行病学情报去做这些事,我觉得这样是不可取的。你一次就解决问题了吗?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得根据流行病学线索,根据调查以后,根据流行病学严判去采取什么措施。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公共卫生意识需要提高。


中小学如果要开课的话,班集体的人数是固定的,大学一旦开课的话,宿舍往往是集体宿舍,而且面临四个学生都是从天南海北过来的,如何防控?


曾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和教育系统共同商量,因为这事既不是临床大夫能够定的,也不是我们公共卫生专家能够单独定的,这就在联防联控机制里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需要和教育系统制定一些预案。在历次疾病流行的过程中,甚至发生自然灾害的过程中,教育系统和卫生系统配合是最好的,有这个传统。


而且教育系统还有一个优势在哪?是呈系统的,一个指令迅速下来,它不遗漏,可以到所有的学校,通过老师到所有的班级,系统性非常好。还有,我只是一个建议,如果家长出现发热,就不要让孩子去上学了,孩子一旦去学校后,他可能接触四五十个学生。


还是坚持这一句,发现问题,不要搞扩大化,一个班有是一个班,如果发现一个孩子要是发热,我觉得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孩子需要戴口罩上课。等过了这段时间,等疫情平稳了,可能大家都可以摘掉口罩。而且摘掉口罩首先在户外,在操场上先摘掉,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有序的过程。这么做的话,我想能够大大的减少传播的机会。一旦传播以后,我们会迅速的发现。


企业工厂复工如何防控?


曾光: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这个工作。另外我们很多东西也是中国特色的,比如我们有这么多快递员,有这么多保安,这些是我们中国特色的。这一点怎么办呢?这些机构都得有人管理,都得有人发现,我觉得这一点挺重要的。如果要不管理,那么只能造成一种情况,我们大家都不去餐馆就餐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要把他们健康的管理起来,要根据公共卫生的原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国外有专家算过一笔帐,我的防控花一块钱,其实是为国家有可能省掉八块钱,省了十块钱。其实这个省钱,好多人不理解,怎么你花了钱还为国家省钱,您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曾光:我觉得国外的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预防的投入比治疗的效果要大得多,而且在预防里,实际是分四级预防。第一是预防发生。第二是早期发现、早治疗。第三是已经感染了,继续尽量的抢救,减少损失。还有一个预防,在这之前叫零级预防。是什么?叫政策预防,有很好的公共卫生政策,它的预防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武汉封城马上就要一个月了,您觉得武汉封城是我们举国之力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那您预测武汉封城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曾光:这取决于武汉了,我觉得现在是挺好的苗头,因为武汉真正的强调了四个收容: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还有一些是原因不明的发热病人。这个收容是武汉打翻身仗的关键。武汉指挥部,特别是中央指导组还在帮他们找漏洞,督促他们进行改进,特别是提到有一个指挥系统,是不是进入战时的指挥系统了,也就是随时能够发现问题,随时纠正,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所谓战时系统情报很准,发现以后立刻采取行动。武汉正在走这个阶段的,它越彻底,它自己解决的越快,我觉得它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已经走了,甚至现在可以说它最艰难的路已经过去了。直到现在它还在建方舱医院,为什么?我觉得这里救治的容量还没有饱和,还没有完全够用,他们自己很清楚。我想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地解决了,我可以这么说,指日可待,而且不会时间很长,特别坚决的话,一个潜伏期可以见成效,两个潜伏期大见成效,三个潜伏期可能就是彻底翻身。


您对未来北京的防控有哪些建议?怎么能做的更好的防控?


曾光:北京已经做的相当好了,北京的难度在哪儿?难在北京的医疗资源是为全国服务的,这一点,哪个城市都比不上北京,到北京来就诊的全国各地来的患者超过任何城市。这给北京带来一些客观的压力,可能比其他地方的难度更大一些,这是必然的。北京还是应该多发挥流行病学情报的作用,多精准的防控,也是刚才说的,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及时解决。北京已经做的相当好了。现在照这个方向做下去,不要出现漏洞,特别是医院不要出现漏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医院不出问题,这个病不会出大问题的。只要医院不出问题,社会就有信心。


我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能够发现问题,能够面对问题,能够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发现问题以后没有扩大,不怕人多,关键是能找到他,能够控制住。


专家简介



曾光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参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WHO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反应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创始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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