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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新冠病毒阻击战」中，有不少呼吸医生在春节期间被派往了全国各地进行疫情的调研和督导工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周华就是其中一员。1月28日深夜，周华医生在南昌出差的途中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作为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督导组的一员，周华医生一行在当地看到了什么？又发现了哪些重要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都得到了怎样的解决？
图：周华医生（右）在进发热门诊督导前接受体温检查。
「深夜动车，这次督导我们发现了三个重要问题」
记得是1月22日，也就是除夕夜的前两天，那天中午12点，我突然接到了国家卫健委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当天下午赶到江西南昌。那段时间疫情刚开始，很难买到高铁票，于是我就买了夜里最迟的那一趟动车票，当天凌晨1点钟。到达南昌以后，得知国家卫健委成立了22个督导组，即将分头到各个省，主要督导当地医疗卫生领域，以及对国家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第一次的南昌督导行动，我们主要督导了医院（包括县、市、省级定点医院）和疾控系统，以及各院的发热门诊、隔离病房、负压病房等运行情况，主要检查是否符合收治病人的标准，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督导疾控系统主要是看疾控系统对临床方面的支持。在第一次的督导中，我们发现了三个重要问题：
一、疾控系统在核酸检测方面的检测能力完全不足。临床有很多患者我们认为是疑似患者，但因为疾控系统没有检测能力，使这些患者得不到检测，得不到确诊。而这些患者就滞留在观察病房里。我们督导组、尤其是国家卫健委的领导，认为这样有极大的风险，立即督促加强疾控核酸检测的整体能力，建议是否可以把核酸检测权限下放到一些有条件的医院里，让这些医院自己执行检测。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意见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推动，因为最新版诊疗指南里已经明确指出，核酸检测可以在医院里开展。并且，国家卫健委也动员了相关企业积极生产合格的核酸检测试剂。所以，近期有大量的病例就得到了确诊，一方面是属于疫情的发展，另一方面可能也因为我们病原诊断能力提高了，使更多的患者得到了明确诊断。如此一来，对这些确诊患者的隔离措施就会更加完善，大大减少了在院内造成二次传播的机会；
二、江西离武汉非常近，有大量的武汉返乡务工人员，所以他们在社区的防控压力非常大。当时我们督导组卫健委的领导就参考了我们从浙江带来的一些做法。因为浙江当时已经通过政府向民众呼吁，所有从武汉来的民众都可以自觉的居家隔离，并且通过短信、微信，通过电视等各个途径向民众宣传。江西立即采纳了这个意见，当天就进行了宣传。当然，后来越来越多的省份都大力宣传从武汉来的相关人员主动居家隔离；
三、当时这边医院对于什么样的患者需要积极地做核酸检测还有困惑。卫健委当时的诊疗方案里提到：有武汉接触史，需要有发热、有呼吸道的症状、有肺炎，这三种临床表现都有，才需要做核酸检测。但我们专家组就认为，可能这样会遗漏很大一部分感染的患者，而这些患者回到家中可能会成为感染源。于是我们就在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筛查流程。这是我所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我们自己有一个筛查流程，对患者的筛查条件放得比较宽：有武汉接触史，对于发热、呼吸道症状、肺炎三种表现中，只要有一项存在，我们认为就可以让临床医生对患者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筛查。我们把这个流程反馈给了卫健委、江西的医院和疾控部门，他们部分采纳了这个意见：临床医生认为特别需要做筛查的，虽不能完全达到诊疗方案里的要求，他们能相对在能力范围内放宽条件做检测，这样也可以把一些轻症的病人早点筛查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回到社区成为感染源。
「正准备出发时突然发现一个危重病人，如果不立即手术他就有生命危险……」
第二次的督导任务，感觉比第一次更加神秘了。国家卫健委领导告诉我们，具体出门的时间和地点另等通知。正月初三，刚好轮到我在医院值24小时班，我就向科主任汇报，说假如我初四再出发，我就值完班再走。但如果初三就要出发，可能需要有同事替我完成值班。结果，正月初三中午，我就接到了通知，说当天一定要赶到南昌，要重新到江西进行督导。就当我正准备与同事交接工作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病人情况危重。我立即安排了手术，整台手术大概做了将近3个多小时，本来是应该下午2点出发。结果改成了下午6点过的火车。当时我从杭州站上车时，这趟列车总共就只有大约十来个旅客。当我到达南昌火车站下车时是大概晚上9点多，长长的这列火车，就下来我一个人。
第二次出行，在列车上我就带着对这次疫情的一些思考，整理了一些文件，整理思维，刚好利用坐车的空隙时间，把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面临的技术上的一些瓶颈，比如流程方面，进行一些总结，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改进，比如在出报告方面是否能够再快速一些，能更快地将筛查结果告诉患者，到底是需要隔离还是回家。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能得到进一步有效解决的话，会大大提高效率。
「出站口检查人员也穿防护服，太过度了，应该用到临床一线」
第二次督导，我们到了南昌、九江等地。我们督导的范围扩大了，督导的目的更明确了，包括从机制、管理层面，都进行了督导。我们直接深入到县级医院，包括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总体感觉是政府非常重视，动用了所有政府能动用的一切力量在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跟第一次督导情况相比，整个防控流程更加完善了。以前看到的那些相对来说可能会造成院内感染的隐患，基本上都排除掉了，进步非常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因为大量的人力加入防控工作以后，现在高铁站的出、入口，高速的出口等，都有一些人员来测体温，做排查。这些人我们都觉得从感控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过度防护了。这些人其实他只要穿普通的工作服，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就可以了，但我们看到，他们穿的都是一线医务人员的防护服，都戴N95口罩，都在戴眼罩。从理论上说，这就是过度防护。
过度防护有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危害是这些防护用品被浪费掉了。我们知道现在直接接触病人的一些医务人员，在病房里面接触确诊病人的高危暴露的医务人员，他们大量缺乏防护服，缺乏N95口罩，缺乏防护眼罩。我们督导组也把这个问题向江西卫健委提出来了。专业防护服、N95口罩、防护眼罩这样的专业防护用品，应该用到真正急需用到的临床一线医生身上。对于那些在公共场所做简易筛查的工作人员，说句老实话，他们也不用那么辛苦，因为防护服穿在身上是很辛苦的。江西卫健委非常重视，当天晚上就下通知规范防护用品的使用。
在督导中我们还发现：一些拥有很大的医用医护用品生产线的地方，也正在面对很大的困难。包括调配生产工人的问题、原料大量缺乏的问题。甚至有的地方，口罩生产的原料只剩下2天。有一些防护服生产企业，本来具备日产1000多套防护服的生产能力，但现目前日产为0。同时我们也认为，防护用品在这个时期非常珍贵，一定要科学地使用，用在该用的地方，决不能在不该用的地方浪费掉。
所以，此次督导中我的最大感受是，我们应该呼吁政府和社会：尽可能地给临床一线医生有足够保障的物资用品，从科学的角度做好调度和安排。通过培训或是其他方法，使防护更加科学得当。在做到不浪费的基础上，同时解决很多地方的防护不足。
专家介绍
周华
医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research scholar。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感染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系感染工作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