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王一民：我国的整个疫情似乎趋于好转或者平稳的阶段，武汉地区的发病人数已经降为200多例，降为三位数；非湖北地区的新增病例数一直持续在个位数的水平，病死率也在逐渐下降，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现象。同样我们也看到，像韩国、伊朗似乎做的不是很好。您觉得我国在趋于好转，而全球好像又进入了比较令人担忧的阶段，是什么原因？
曾光：我国的防控措施已经给世界各国提供了很长的窗口期了，窗口期应该是在一个月以上。如果我们没采取武汉封城和如此大的防控力度，现在国外的情况远不止如此，同时国内的情况可能也是远不止一个「武汉」了。这就说明我们前段时间的防控效果比较好，通过武汉封城以及各地纷纷采取了社会防控策略。因为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的特效药物，唯一可以阻断的就是社会防控，采取措施，比如减少人群流动，提倡戴口罩、勤洗手等。
可是现在国外的新冠肺炎流行起来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还处于早期，早期只是个别国家严重，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涉及到或者刚开始涉及。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可以这样说，其他国家看着我们去实施各种防控手段，和他们自己实施完全是两回事。我国在疫情下实行各项举措，其他国家可以评论我们，甚至可以指点我们应该如何做或不应该如何做。对于疫情而言，病毒是一样的，但是病毒的流行环境不一样。当疫情真正到了这些国家以后，比如在韩国，这次疫情流行的很重要的特点是宗教，新天地教会的病例几乎占了一半，甚至刚开始占了一半以上，有这么多人出去传播，那么疫情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另外，这些国家采取社会动员、采取阻断措施，他们不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做流行病学的医务工作者，像美国的流行病学的实力非常雄厚，美国疾控中心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都是我的朋友，甚至以前还帮助过中国，我相信他们非常明白。但是，在美国政治生态的环境下、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不敢像我们这样宣传人人戴口罩。特朗普说别着急，美国有4500万个口罩，可是美国有3亿多人口，4500万口罩还不够所有人一天的用量。所以他们就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一些办法，比如让病人、科室医生、照顾病人的人群先戴上口罩，这样就大大缩减了口罩的使用量，也不会造成抢购危机。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其实我理解他们是心里都明白，但是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他们只能这样做。
王一民：同样是输入性的疫情，各个国家的做法不同，可能最终的结局也不同。其他国家是否有向我国请教相关的经验和教训？有没有人询问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有些网友开玩笑说，「我们把试卷借给其他国家抄一抄，可以吗」？
曾光：实际上早就有很典型的「试卷答案」了。这次是中国专家组和WHO专家组联合考察，向全世界公布中英文的报告，我觉得这就是很详细的「试卷答案」，表达得很清楚。其中特别要提到一点，对于检测而言，不要给检测设置障碍，存在可能性、怀疑的疾病都要做检测。介绍中国采取的社会防控的经验，里面也都表达得很明确。我想，我国还与其它国家存在双边关系，如果他们有需求，与我国完全可以进行双边对话，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答案，而是只知道答案了以后，无法实施。
王一民：好的，谢谢您。近期中科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新冠病毒在人际间传播似乎发生了一点变异，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您所了解的有可能的变异会不会影响传播？会不会出现一个二次的高峰？
曾光：我看到了这篇文章，内容比较新，与WHO宣传的不同，WHO宣传的是至少没有发生显著变异，可是这篇文章中就提到了变异，而且变异还分为L型病毒株和S型病毒株。有关变异的趋势，文中说到传统的、威胁比较大的L型在减少，相对温和的S型在增加，它解释L型的减少与我们的防控有关。我认为现在这篇文章解释的内容还有待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但毕竟它不是空穴来风，已经发表在《国家科学评论》，值得我们重视。
一般对于呼吸道传染病而言，像流感的流行就是这样，往往一开始气势汹汹，以后向相对温和的方向发展。比如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刚开始墨西哥的病死率挺高的，随着传播，病死率就慢慢下降了。而刚开始，按照高病死率做出反应，它的传播性确实很强，但是病死率下降了，这就是导致了过去的很多国家采取缓疫措施。但是这种情况，我想现在还没有理由推广到新冠肺炎上，原因是新冠病毒感染主要会引发肺炎，引起肺炎就比较严重，流感主要不会引起肺炎，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会发展到肺炎的地步，所以疾病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另外，提到流行化减弱，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认为在某些国家可能没有减弱，比如伊朗、意大利的病死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不排除分子相对准确，分母被大大压缩了，由于检测不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现在还不能排除新冠肺炎对人体的严重程度已经显著降低的这种结论，所谓降低了，就是因为流动人群中的年轻人首先感染，没有大规模传播到老年人那里，比如传到养老院、老年病房等，如果传染的老年人比较多，那可能就会翻天覆地了。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传播是哪类人群容易患病，这些疾病的构成，我觉得这是我们判断的重要标志。这些事情未明确之前，就希望新冠病毒平和且太平，可是这种论调现在冒着很大的风险。
王一民：您觉得如果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否需要更多的临床信息提供给这些基础人员，不只是研究病毒，还要研究病人的特点，尤其是一个病人身上病毒变化的情况可能更加重要，就像您说的养老院、老年病房的情况等。
曾光：这方面就是临床医生的判断，临床医生的研究非常重要，这些研究如果配上影像学、病理学，就有更多的发言权，就会看到整个疾病严重的全貌。
王一民：您刚才提到了流感，因为我们在最开始认识新冠肺炎的时候，我了解到一些有关临床的认识、流调的经验都是来自以前防控流感的经验。其实一直以来，在北方的流感和这次的新冠肺炎容易有叠加或者重叠的情况，从您那边的监测情况来看，今年在北方的流感是什么样的情况？
曾光：大家都知道流感是个了不得的传染病，把流感作为一个轻的参照。因为流感的传播很难阻挡，流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实行全球性监测的传染病，在中国的监测实验室就有几百家，全世界的监测实验室也非常多，一年365天都在监测。可是过去我国的流感给人的印象并不严重，原因就是我国和美国一个最大的区别，我们往往把流感的死亡和肺炎的死亡归因于慢性病的死亡，这点的话差距很大，我觉得死亡数再乘10倍可能都不够。
举个例子，香港的市民比内地的市民有进步的地方在于他们接种疫苗的愿望很强。香港有一项35000人的队列研究，他们把这些人群分成4组进行观察，第1组同时接种流感病毒疫苗和2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第2组只接种流感病毒疫苗，第3组只接种2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第4组两种疫苗都不接种。观察500天后，发现这4组存在显著差距，都不接种的这组65岁以上、至少每个人患有一种慢性病的老年人，比都接种的死亡率高35%。这说明，由于这种研究按ICD-10国际死因分类方法，把流感的死亡和肺炎的死亡归因于慢性病的死亡，剥离出来了。使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死因统计中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也都只是1%，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的意义。
王一民：我们在流感的时候提到流感疾病负担这样的概念，国外一直是这样去监测的，也看到流感相关疾病死亡的情况。我觉得我国也在慢慢变化，至少从我国CDC的学者发表的文章上能看到，我们越来越关注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的病死情况，2018年也有文章发表在《THE LANCET》。我们回到临床与疾控部门的沟通，这是网友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稍微有点尖锐的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首先，现在很多人把综合性医院当成第一道关口，虽然这样认为有可能是不对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医院是最后一道防线，因为毕竟病情严重的病人才会去医院诊治。很多医生可能类似于像李文亮医生这样的人，他预示到了这样的变化，也发现了好多病人的病情类似、病情严重的情况，好多医生也看到了类似于这样一个警报的现象，我们希望能够保护我们的医院，别让我们过早的暴露最后一道防线。很多医生就在考虑，如果我看到这些现象要上报的话，怎么上报？连病名都没有，CDC上报的系统，无法上报。这样的落差，经过今年这次疫情的变化，未来怎么能够更好地解决？您有什么看法？
曾光：临床医生希望为公共卫生多做贡献，来解决传染病早发现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难得可贵。就我自己而言，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17年负责全国传染病的报告、监测和疫情分析，这17年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像您刚才提到临床医生主动要求报告的凤毛麟角，多数情况下，我们还要督促临床医生去报告，现在我们还进行了很多检查，比如漏报检查，在漏报检查中发现很多不报告的原因是因为当地行政部门不让报告，可能为了城市的形象，为了保住它的支柱产业，比如皮毛皮革工业作为某些地区的支柱产业，如果发现有工人得了这个病，当地政府就不让报告，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要求报告，这样一来，很多传染病疫情报告存在许多阻碍，不想上报的人可能把经济放在公共卫生前面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好像在各种法律中是最软弱的一个法律，往往让人体会到「法不如权大」，可能任何一个普通的官员或者一个处长，在我们看来不是这么高级的官员，他的一句话就能阻止报告。
现在是这样，需要分清有些可以直接报告，有些不可以。医院就可以直接报告法定传染病，法定传染病的报告系统是完全敞开的，直接上报到国家疾控中心，你所在的省、市、区都能够看到这份例行报告，一旦报告上去以后，行政部分如果不想报告，他们也已经无法阻拦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包括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这种报告往往需要先上报到当地的疾控部门，当地的疾控部门可能要请示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能否报告，卫生行政部门有时候又要请示当地的政府能否报告。所以，比如这次在武汉早期的情况，张继先医生或者李文亮医生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王一民：因为李文亮医生是在微信的朋友圈去发布了这个事情），至少他当地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知道了，如果不知道怎么对他采取制止的措施，他要问当地的专业部门或者当地的卫建委是不是SARS，要不然公安不会马上就找他训诫了。所以，有时候从事行政的工作者，他的维度不是管理公共卫生，一个人有一种视角，他往往处理这件事情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或者以前做类似的事都不受惩罚。他要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旅游事业、卫生城市等视角综合判断，这个报告对他所在的城市是利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可能平常在许多情况下，很多事实我们是看不到的，也许他们阻挡一下，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但是在这次，就出大事了。
王一民：您刚才提到的这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从2003年到现在，历次的小疫情或者大疫情出现的一种现象。很想问问您，那到底应该如何上报？想克服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现象，我还想要去拉警报，如何做？依靠现在的早期预警系统行不行？还是需要我国再开发新的系统去解决这个问题？
曾光：我认为这不是开发新系统的问题，现有的系统够用，开发新的系统也会有阻力。关键是改变人的意识，关键是加强法制，关键是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要进行惩处。让他们觉得，疫情不报告是存在政治风险的，对他个人的仕途有很大影响，如果出现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我觉得这样才能治理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方面不下决心，总是容忍，那么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可能还是目前这种现状。因为临床医生也不能突破这个规则，不可能直接打电话给国家疾控中心，临床医生一般也是向医院报告，医院要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可能会向所在的疾控中心报告或者更多的可能是向当地的卫健委报告，我觉得往上报告的渠道应该是相通的。
我们经历过SARS，我国很多能力都有所提高，比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的提高，实际上临床医生也了解，做流行病学的人都做了哪些事情，你不知道做流行病学的疾控部门人员哪些话能讲不能讲。不论是中国疾控中心还是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都不敢随便讲话，甚至美国总统现在限制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讲话。所以并不是每个专家组去疫情地发现问题后就要向社会公布，只能向他的上级部门做报告，甚至很多调查组是和上级行政部门一起来的。比如国家卫健委组织的调查组，甚至国家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调查，但是下面是否能迅速摸清情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对流行病学做了大量的调查，并且很快进行，包括潜伏期的问题、对疾病整体的认识、如何开展监测等；另外，华南海鲜市场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的事情，我们把冰箱全都打开了，而且建议当地去封闭；现在也采集到病毒了，迅速上报国家疾控中心，2月3日国家卫健委就通报WHO了；我们也研究出基因序列，之后试剂盒很快散发出去。我认为国家疾控中心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还有，我认为在病原学方面、在临床上也有很大进步。目前为止，我们与时俱进，卫健委试行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已经发布，十分有效率，并且很负责任，每版诊疗方案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令我遗憾的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没有抵消掉，最初已经获得了很丰富的现场信息却没有及时转化成公共卫生对策，这一关没有过去。我们有预案，有人员培训，实验室能力提高了，临床医生的水平提高了，这是客观的，正是由于这个关键环节没有打通，甚至有些方面这次新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相比SARS的经验还退步了。因为我也参加过SARS战役，SARS期间很多的经验没有及时早期用到防控上，比如我们当时有关隔离的问题，为什么要建立小汤山医院，当时我是参与者，我非常清楚就是为了解决临床收治的问题，让所有的病人都住到病房里去，特别要解决疑似病例，一定要一人一间病房。另外，我们把病人分成等级进行防治，当时宣武医院和中日医院还差点变成专科医院。后来SARS疫情就慢慢结束了。特别强调密切接触者要集中隔离，不能居家隔离，这是SARS成功的经验了。很遗憾的是我们SARS的经验，光庆祝胜利了，没有把这些经验和早期的教训真正做一个评估，形成一种教材，不但在我们业内宣传推广，我认为更应该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成为必修课，所有干部到这里学习，特别是那些需要提升的干部，必须要先上好这堂课。在SARS期间我们体会到直接和决策者对话的效率，我认为这种效率实现得太慢了，使得丰富的信息没有及时转化，有经验的建议也没有被及时采纳。我是这样反思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机构的问题，也不是一级政府的问题，是我国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这次新冠肺炎结束后，不要光庆祝胜利，一定要认真解决相关问题，经验和教训都要传下去。这是我的一些看法，也是我的一些建议。
王一民：我由衷的感受到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关于国外为什么没有抄中国的答卷。我其实在想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参考2003年我们做得好的地方，甚至于倒退100年前，我在整理这期节目之前，查到我国从汉朝以来的很多传染病的一些防控策略。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1911年伍连德博士在哈尔滨去防控鼠疫的策略中，包括了封城、隔离患者、戴口罩的策略，这些策略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伍连德博士作为防控处（即防控部门）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有直言上谏的能力和权利，而且管理者非常信赖并且采纳了防控处的声音，接纳了很多的建议，这样才及时遏制了鼠疫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所以，我们总想说我们好像有点乐观了，为什么美国、伊朗、韩国不抄我们的作业，其实我们更应该想想，为什么我们不参照2003年我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们100年前做得好的地方。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而现在说的这些地方能够改进好，可能是我们这次疫情更值得去反思的地方（曾光：对，我觉得要长治久安的话必须这样做）。我们每次考虑的事情，包括我在内，我曾经和中国国家流感中心的专家沟通过，是不是我国流感防控的监测系统不好？我们再研究一个新的监测系统？其实看起来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把原来的系统做得好一点，落实到位了，其实很多问题也能解决。所以，我希望今天听到这次访谈节目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感染科医生，还有感控工作者以及所有医务工作者，一定要了解我们的体系，了解上报的所谓的预警系统的执行才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谈完了上报这样一个早期的预警，那么早期预警之后，大批病人的涌入，病人数量激增，这时疾控部门又发挥了作用，怎么去梳理这些病人的处置。其实我看到了一些数字，在早期的时候，管理病人是确诊病人才集中隔离、集中收治、集中救治，其实2003年的时候没有核酸检测，没有这么好的实验室检测的条件，那时候提出的临床诊断就可以把病人管理起来、集中隔离、分流收治。您觉得为什么在这次的早期或者病人在最开始数量激增的时候，还非要进行核酸检测才把他们收治并集中管理起来？如果我们还沿用2003年的经验，不论是否要检测核酸，临床医生觉得像新冠肺炎就把病人隔离起来去收治，这个经验为什么没有移植到现在，反而还要用实验室检测？
曾光：实际上最早发现SARS疫情应该是2002年年底，一开始也没有扩散得很快，真正形成的高峰是在广东形成第一个高峰，之后从广东传到香港，传到其他地区。在北京形成第二高峰，北京的第二高峰比第一高峰要严重得多。一开始是与SARS的疾病特点有关，SARS的界面很清楚，谁是感染者，而且感染者的传播链也非常清楚。因为我当时在做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培训，我带领我们没毕业的第1期学员和第2期参战，他们就去做了传播链的调查，通过传播链调查对疾病的认识才非常清楚，一代一代如何传播、潜伏期有多久、什么时候传染、什么时候不传染，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后来北京的传播链就乱了，原因是由于医院感染，医院造成感染以后出现的很多病人找不到传播点，不知道是谁传染的，可能我就到医院取一次药，没看见病人，回来就发热，症状一样，医院也都收治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特别主张封闭北大人民医院，没有做好准备的医院接受非典病人是SARS的经验教训，像北大人民医院就没有准备好，它也是北京三甲医院中比较不错的，但是医院面积非常小，可是病人不比其他医院少。在那种情况下，医院没有病房来收治病人，把病人都收治到病房之外临时建立的病房，而且一些办公室、观察室，甚至是锅炉房、洗衣房都收治了病人。当时我非常着急，等我去医院看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确诊病人，有些可能疑似病例，都收治在一起。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而且病人的密集性程度大。这次在武汉看不到这种情况，都已经改进了。那时候千钧一发的问题就是在收治病人方面，所以建议立刻封闭医院，建立小汤山医院。刚开始的传播链都很清楚，后来的传播链不清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苦于那时候没有诊断试剂，当时我非常希望有诊断试剂。
对于这次疫情而言，在早期我到达武汉，实际上我是一个咨询专家，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在现场进行流行病学工作的是我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学生，他们现在都很优秀。一开始就存在这种情况，搞不清楚是一种新的病毒性肺炎还是季节性流行的病毒性肺炎。我1月9日去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这个问题了，不知真假，当时我还建议他们必须迅速获得诊断试剂，迅速查清楚，这是一开始提出的很现实的问题。后来得知1月11日检测试剂就开始使用了，这对防治的意义很大。所以有核酸检测是很重要的，要是没有核酸检测，会有更大的困惑，有了核酸检测后现在可以更早检测出来。还有一点必须强调，不管有没有病原学诊断，首先应该对病人隔离控制起来。举一个例子，2005年我国西南地区发生过原因不明的肺炎的流行，1个人传染了4个人，当时不知道病原体，国家派了两批专家做病原体检测也没弄清楚，后来让我们参战。我觉得当地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是，不管怎样，先控制起来。那时候应该设立了三道封锁线，控制起来慢慢再弄清楚。后来我们明确了这个不明肺炎，实际上就是肺鼠疫，症状不典型，但是也在传播，与传统的原发性肺鼠疫的症状不太相像，把它诊断清楚也不容易，甚至有实验室诊断条件了，但抗体迟迟不出现，比如F1抗体在7天之内出现，但它到了13天还没出现，另外也不典型，也没有暴露史，当地也不属于疫源地，诊断确实困难。后来我们坚持怀疑，到了16天的时候，抗体才为阳性，之后才又开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虽然情况复杂，但是措施做得好。
这次疫情，武汉在早期也在控制，可是对严重性估计不足，还有很多人可能在社会上没有控制住。因为当时的一个判断，把当时的主渠道认为是环境暴露造成的，又看到当地给我的报告，已经隔离了700个人，没有一个二代病例出现，当时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要把这些情况，加上如果我们知道张继先医生报告的一些内容，都联系起来，效果就不一样了。可是这些信息可能是隔离的，没有放在一起。在一个不完全的信息下研判，本来这个疾病就是早期，没有高效的指挥系统，没有像一个指挥部、参谋部、情报部这样的系统直接研判，这个系统不论谣言与否，都应该进行研判，要参谋部综合判断，把张继先医生、李文亮医生所说，还有我们现场调查发现的内容，这种主渠道和非主渠道的都拿出来综合判断，我觉得应该不难，但是遗憾的就是这些信息没有能够综合起来。
王一民：这种遗憾需要我们深刻反思，虽然我们不希望再来一次类似的疫情，但是我们相信未来可能还会面临到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的积累和今天的反思很重要。刚才和您聊到，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没有重视，所以可能所做的措施不是很好，但后来我们又有一种趋势是过于重视了，觉得什么都像是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进行隔离、管理、上报，好像也给疾控中心增加了很大负担，后来在诊疗方案中也进行了调整，做到恰到好处是不是挺难的？您觉得有什么好办法吗？
曾光：首先，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揭自己的伤疤，我们太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实际上从国际社会来看，认为我国做得非常好，我们自己也有理由说我们整体做得非常好。当然确实有科学认识的过程，不能不说科学认识的过程也是阻碍我们正确判断和决策者拍板，拍板是否得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都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如果否认这个过程也是不客观的，应该看到这些过程。我自己也体会到了，现在已经发布了第七版的诊疗方案了，在与时俱进。
为什么以后过于重视了，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奇怪，以后是要提高它的敏感度，为了提高敏感度，必要的时候就得过于重视，但是不要太过度，也需要进行调整。我觉得就像土地革命似的，每个行动都是大规模的运动，有时候一布置下去可能就会过了。SARS期间也过于重视了，那时候我们给中央提建议的时候，有关防控的问题就提到了要避免隔离扩大化，理由是SARS潜伏期没有传染性，与潜伏期接触的那些人不用隔离，可是在下面实施的过程中，特别到地方实施的过程中，不但把密切接触者隔离了，不管什么时候的密切接触者，甚至密切接触者的间接接触者都给隔离了。那时候确实也采取了一些这样的行动，所以在中国的社会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防控，我认为这点可能难以避免。另外难以避免的还有过度消毒、过度防护（王一民：这个问题前几天也提到了，为了心理防护，进到隔离病房，戴3层口罩、戴4层手套这样的问题非常多），实际上很多人戴口罩不是防护作用，是心理作用。我觉得在一定时间为了提高发现病例的敏感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当把底数基本搞清楚的时候，要迅速收。一开始就恰如好处的想法是好的，但实施起来是困难的。所以大家要理解，特别是一些年轻同志，在进行这样的社会动员的情况下，一直动员到居委会，我觉得这些人都有各自的理解，有时候他们很认真，在小区的院子里看到谁没戴口罩，就劝告人家戴口罩。
王一民：我们也非常理解和非常配合这些保安、居委会工作人员等，尤其是基层的疾控部门的人员，还有基层医生的建议。曾教授，我个人还想问一个问题，这次经历的新型冠状病毒，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甚至把它叫做SARS-CoV-2。我们还会面临以后的跨物种传播的传染病，威胁人类的健康，您能否给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科，还有其他的相关医院的医生一些建议？如何抵御一个新发的或者再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的威胁，我希望听听您给我们的建议，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地方，除了刚才您说的及时预警发现，及时打通各个环节努力上报，还有我们诊疗能力的提高，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
曾光：首先，根据我的经验，有时候我们总观察一个病毒，看它是否变异，特别重视，尤其你关注的那个病毒，都对这个病毒做预测，可是往往不知道下一个变异。这就像守株待兔，一只兔子撞到树上了，我们总盯着这一棵树，兔子还会不会往上撞，实际以后可能撞的不是兔子，也许是一只鹿，一只山羊可能撞到的不是树，而是石头。我们很难预测下一个疾病是什么，下一个流行的是什么。关键是，人类还没有能力靠预测来判断，我觉得现在人类应该更现实一点，应该是立足于早发现，不管是什么疾病，我们能够早发现、早认识、早控制，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另外，不管是哪种疾病，可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相对其他学科承担的份量比较大。
同样，我担心现在这种状态会不会已经影响到计划免疫工作了，计划免疫中有很多控制的疾病都是呼吸道疾病，像麻疹、白喉、百日咳等，如果这些疾病不及时开展预防接种是很危险的，如果真的有这个病毒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能造成的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这项工作也是恢复医疗秩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千万不能大意。如果这些疾病流行起来就会更加严重。另外，医疗秩序不恢复，有些慢性病患者就医比较困难，犹豫去医院，可能导致病情加重，甚至导致死亡，我觉得也许这种死亡的数量比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数量要多。
王一民：这其实也是疾控部门需要关注的问题。我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关于预防接种的建议，第一，不能因为疫情而中断预防接种；第二，在疫情结束后，预防接种的工作要加强，不仅要关注原来的呼吸道病毒，还要关注一些新的呼吸道病毒，包括每年都会遇到的流感，这一点还是要鼓励大家去做好。
曾光：对，我觉得接种流感疫苗非常重要。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疫苗接种率一直很低，虽然这次韩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失控，但是韩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虽然接种流感疫苗没有挡住这次新冠肺炎的流行，但是至少有一个好处，合并流感感染的机会降低了，也好鉴别诊断。现在还有其他的疫苗可以接种。我觉得现在疫苗接种的种类越来越多，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希望能够研究出更多多价疫苗，比如新冠病毒疫苗能否和流感疫苗组成在一起，我认为这样挺好的，多价疫苗可以减少接种次数，现在也有一些这样的疫苗，比如五联疫苗等。多增加这样的多价疫苗，以后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王一民：好的，谢谢您。最后能否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相关建议，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未来如何保护我们的科室，保护我们的病人，尤其是在新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来临的时候，如何保护？谢谢。
曾光：首先，我希望明确一下，通过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治，把临床医生和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在一起了。虽然过去我有做过9年临床医生的经历，但是自从我从事疾控工作以后，很少和临床医生坐在一起。我们能看到的全国疫情的报告数字，但是看不到报告病例的医生和医院。我刚才说的几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上，才是真正的和临床医生一起共同分析研判的时候。通过新型冠状病毒防治，我觉得把我们的心也连在一起了。临床医生一开始的疫情报告的问题，你们意识到你们作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项工作做好。临床医生做好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大医精神。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菩萨心肠。其次，通过新冠肺炎的防治，我认为对临床医生，特别是对于综合医院的医生、其他科室的医生，平时养成防范意识。另外，能共同参加一些公共卫生疾病预防的调预工作就太好了，希望每个人从事的工作中都有以预防为主的问题。比如可以针对自己所在领域发生的疾病，给病人一张处方的同时，也给他一张传单，上面有关注意预防事项。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中国公共卫生的明天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患者最相信医生，医生都加入了，我觉得中国公共卫生就往前迈了一大步。我们今天可能讨论的教训比较多，我不希望因为讨论教训而忘了我们的成绩，我们的成绩是非常伟大的，这是举世公认的，这也是在世界上非常难得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外同行能够做出他们的成绩，希望他们能早日控制疫情，我们毕竟同在一个地球上生存，没有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是不彻底的。
王一民：这次和曾教授的对话给我的感触非常的深。在这次直播之前，我们也在思考这次的战役，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想了想，很多第一批进入到前线的是呼吸医生，到目前为止，可能派出人数最多的也是呼吸医生，包括制定很多决策、进行救治工作的可能也是呼吸医生。这样的担当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听了今天曾教授的介绍，我觉得我们应该增加自己身上的责任，当我们面临到这样的新发的、可疑的、聚集性病例的时候，也要承担公共卫生的责任，这样一种担当也许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也听到了曾教授给我们的建议，在做好我们本职工作的时候，还要思考病人怎么通过我们的宣教，给他们灌输一些建议，让他们把正确和良性的声音多传递给他们身边的人，这也是我们能够为疾控的老师多分担的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希望呼吸医生以及其他专业的医生，真的思考一下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不要总盯着其他人做得好与坏，我们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专家介绍
曾光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参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WHO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反应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创始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王一民
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分会青委副主委。
感谢赛诺菲巴斯德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
感谢江西青峰药业对本季直播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