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同道，结核病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极为严重和突出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问题。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重要影响。尽管经过多年的有效防治，但发病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而在世界范围内，我国还处于第二大结核疫情国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如何深刻认识结核病相关的问题」是摆在整个中国医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思考，怎样能够更加有效地在我们国家防治肺结核？我们的结核病防治体系、体制、机制到底应该如何设置？我想，这是达到肺结核良好防治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

今天我就此从「现状与数据、我国结核病诊治技术与难题、我国结核病防治体系面临的问题、不同疫情国家结核病防控体系比较、及展望我国结核病防治体系发展方向」这5个方面来与大家谈一点想法。

一、现状与数据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关于结核病防治的基本数据。大家可以看到，2020年之前，结核病仍然是全球十大主要的疾病死亡原因之一，而医学界对控制结核病寄予厚望。

由于全球结核病疫情反弹，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4年就提出，到2035年应当终止结核病的流行。随之，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任务目标和指标：即与2015年相比较，2020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下降35%，发病率下降20%；到2035年，结核病死亡率下降95%，发病率下降90%。但是2035年的目标，离我们还有多远？

（一）年新发结核病人数基本持平，发病率下降缓慢

红线是可以达到目标的理想发病率的下降速度，蓝线显示的是理想死亡率下降速度；而右侧图显示的是理想下降速度和实际下降曲线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 2018-2019年期间，全球结核病发病率年下降速度仅为2.3％/年，但2025年下降速度应达到10%/年；

> 2015-2019年发病率累计下降9%，但到2020年累计下降目标是20%；

> 2015-2019年结核病死亡率累计下降14%，但到2020年累计下降目标是35%。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认识到，要达到2035年所谓的「终止结核病流行」的目标是非常有难度的。而且，现在我们在「早期发现结核病」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二）发现且接受治疗的耐药结核病患者比例低

2019年全球估算有46.5万耐多药患者（ MDR/RR-TB ）。其中50%的耐药病例发生在印度（27％）、中国（14％）和俄罗斯联邦（8％）。尽管2019年比2018年多10％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206,030例 vs 186,883例）被发现和接受了治疗，但仍然有多于50%的耐药结核病患者未能被发现。

从这点来看，中国既是一个结核病疫情比较严重，同时也是耐药和耐多药结核病比例较高的国家，这反映了我国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核病的流行范围广、结核病的发病率依然在相对高水平上，我们对结核病的控制不良；而耐药和耐多药结核病患者的比例较高，接受有效的治疗的比例较低，我们在治疗水平上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这就是我们在发现上和治疗上的主要现状。

而从我国一系列关键的结核病指标上（包括总结核病发病人数/率、HIV阳性的结核病发病人数/率、耐多药结核病人数/率等等）可以看出，中国在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人数依然位于很高的水平，我国结核病防控负担仍然很重。而我们的预期指标是，到2020年我国结核病发病率应该降到52/10万，而死亡人数应该降到26,000人或以下。但是201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我们离里程碑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截止目前，2020年的报告还没有出来，我们预期达到这个目标（52/10万）是很困难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现实。大家必须充分的认识到，截止目前，结核病依然是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重要疾病。

而这不仅仅是「得结核病」本身，它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一旦患上结核病，哪怕治愈之后，它对机体的长远影响依然是医学界值得关注的。特别是，结核病是与宿主免疫应答密切相关的慢性感染性疾病，会造成机体免疫系统的紊乱。因此结核病的防控具有重大的、现实的意义、对民众的健康极为重要。

二、现有结核病防诊治技术及难题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与结核病」，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肺部慢性感染性疾病。结核分枝杆菌可以侵入全身多个器官， 但以肺部最常见，占80%以上；结核病主要由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排菌患者；患者咳嗽飞沫数可含上千个细菌，不足10个结核分枝杆菌就可感染、致病。结核分枝杆菌为胞内菌，繁殖缓慢，繁殖一代时间是一般细菌的 48倍；研究显示，结核病的密切接触者中大概有30%会被感染，而其中60-90%的人发病是在感染后2年之内。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可感染多达10-15人/年。这些都为结核病的防控带来了难度。

临床医学是医学能够用之于疾病防控诊治的主要技术手段，而临床医学包括五大要素——「防、诊、控、治、康」。结核病亦是如此。

预防方面：易患人群多、能够感染的环境多。我们需要关注结核病重点人群：呼吸系统慢性疾病、老年人、糖尿病人、免疫抑制剂使用者、艾滋病人、密切接触者等。

诊断方面：近年来，结核病诊断方面虽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我们内心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它并不尽完善，目前结核病患者中病原学阴性结核病占比约50%。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敏感的早期诊断、快速诊断技术和产品。

控制方面：已经得了结核病的患者作为一个传染源，能不能及时发现、有效隔离？防止小病变大病、防止传播？耐药及痰阳菌阳患者的住院管理该如何做？这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

治疗方面：也就是纠正「病理生理状态」，实际上是标准化治疗、短程治疗、药敏或分子诊断指导下的耐药治疗现在都存在着需要关注的技术难点和问题。

康复方面：我们需要促进康复、维持功能，在公众宣传、追踪随访、防止复发等方面同样存在需要解决的技术和策略问题。

总体来说，不能说结核病无所作为，它是「大有可作为」的一个病，它是可以诊断的、可以治疗的、也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总体而言，其防治效果仍然欠佳。

在诊断技术上：

1、病原学诊断技术：

病原学诊断是诊断金标准，其依赖排菌量。病原学诊断技术包括痰涂片、细菌培养和分子生物学诊断。目前的诊断方法仍不尽完善。比如，痰涂片灵敏度低 (含菌量1000条mL的样本)，阳性率低 于30%，且无法区分非结核分枝杆菌（NTM）；细菌培养灵敏度高（含菌量100条 mL的样本），但培养周期长，通常大于三周 ；分子诊断简单、敏感，快速，但患者诊断阳性率仅提高至55%。而在各级的临床医疗机构，除了专门的胸科医院或结核病医院以外，在综合医院里，这些方面从应用到应用的效果和水平上都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2、免疫学辅助诊断：不依赖排菌量，近年有一系列的进展。

PPD，我们现在PPD实验的免疫原性到底够不够？PPD技术特异性较差，且受疫苗等因素干扰；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IFN-γ释放，可诊断感染，但无法鉴别诊断结核病， 特异性仅80%、操作复杂耗时长；抗体检测一直不成熟其特异性差，世界卫生组织从2011年起已经禁止用血清学方法诊断活动性结核病 ；另外，利用荧光定量PCR方法开展宿主基因检测，如去年获批的IP-10.TB产品，目前还有待更多数据的验证。

3、临床诊断：主要包括X-Ray 和病理诊断，而这些技术均需要鉴别诊断。尤其对于一些不甚严重的、面积不大的肺结核，胸片的诊断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在预防方面，到目前为止，结核病缺乏有效的预防性疫苗和感染后治疗性疫苗。卡介苗对于预防儿童的重症结核病有一定帮助，而对预防成人结核病上帮助不大；在治疗上，缺乏高效统一的治疗方案和有效的疗效指标；在基础研究方面，尽管结核病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但仍尚未阐明其致病机制和免疫机制，特别是「结核病发生以后对机体免疫应答的干扰和影响」始终是在免疫学上认识不尽充分和不尽透彻的问题。

目前我们拥有的技术可使结核病可诊、可防、可控，但仍效果不佳。应用起来也还有很多现实的困难，在深化认识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继续努力的空间，所以，如何应用这些技术方法？如何组成有效的防诊治体系来使这些方法得到应用、而且取得良好、满意的效果？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于是我们就要想到，技术方法的有限性，我们靠什么去弥补呢？

三、我国结核病防治体系面临的问题

一方面来讲深入科学研究，发展诊治技术，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技术可及范围之内，如何运用现有的「防、诊、控、治、康」相关技术进行体系建设尤其重要。

在「防」的方面，疫苗的效果不佳，目前关键是要早发现或者防止易感者患病；在「诊」的方面，还多有未尽人意之处，没有办法100%的及时诊断，早发现早隔离也困难；在「控」的方面，关键是取决于及时发现、诊断、隔离结核病患者，但由于存在着诊断延误滞后，一些不尽完备、未尽协调的原因使传染源未能及时发现和集中管理；在「治」的方面，结核病治疗是冗长的，因此加强规范治疗和监测患者治疗效果也同样存在着问题；在「康」方面，由于不规范治疗等原因，结核病复发和产生耐药的风险较高，2020年WHO报告显示结核病的复发率为6.8%，且复发结核病患者中耐药几率较高（风险系数是新发患者的4.2倍），极易成为结核病重要的持续性传染源。

因此，我国结核病防治体系遇到的瓶颈问题是结核病的诊断延误。而诊断的延误必然会带来治疗的延误，治疗的延误必然增加隔离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的困难。

造成结核病诊断和治疗延误的原因，除了在技术方面还存在暂时难以逾越的难题之外，在现有防治体系方面还存在：综合医院在功能划分上缺失；综合医院结核病诊治能力远远不够；综合医院医生对结核病认知度不够等原因。

首先，我国目前实施「疑似结核病患者」分级诊疗制度，综合医院中的医生习惯了「长安久治」，对结核病的认知度和诊、治的能力都不足，导致综合医院在发现和诊断结核病的「桥头堡」上就出现了延误耽搁。

目前，在综合医院或者基层医疗机构遇到结核病疑似患者之后，要求转诊到定点的胸科医院或者结核病定点医院，而这个过程并不方便。有数据显示，因症就诊患者首诊为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医院及私人诊所等的比例为80-90%，其中70%以上患者首诊综合医院。2010年的全国流调数据显示93.1%有肺结核症状的患者首诊单位是各级各类的综合医院，仅有6.9%的患者首诊单位是结防机构。在转诊之前，患者们往往是在综合医院及社区医院内辗转，这种情况就造成诊断时间的大大延误耽搁，导致传播。

「专病专治」的结核病防治体系导致了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沟通不畅。「重视什么事情就把什么事情独立起来」的防控体系，并不一定是对它的强化，这种「独立」其结果必然造成独木难支。为了强化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所设置的独立的结核病诊治体系，实际上变成了延误耽搁结核病的诊断、有效治疗、能够对患者实行周全照护的限制因素。大部分专科医院的诊疗功能「专且薄」，尤其不利于伴有多器官慢性病的老年结核病患者。

而且，从我国医疗结构统计数字来看，综合医院占比全国医疗机构近70%，但发挥结核病诊疗作用却非常弱。因此，如果综合医院不主动承担起结核病诊疗的话，结核病的防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张文宏团队近期研究数据同样表明我国结核病诊断延误现象严重。从发病，出现各种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结核经常以不典型症状居多）后的初步诊断、再到转诊和确诊的时间中位数是62天，一般为22~155天，从确诊到开展治疗的时间中位数为4.7天，所研究患者中治疗时间延误最长可达84天。

想一想看，在确诊之前的时间里，一名活动性结核病患者会传染多少患者？如果能够把诊疗时间缩短会不会更好？该怎么缩短？

其次，综合医院结核病诊治能力还远远不够。如下图所示，首次到非定点医院就诊的患者诊断延迟率明显较高（左），首次到一级及以下综合医院就诊的患者诊断延迟率最高（右）。

我国结核病防治体系中，非定点医院（主要指的是综合医院）由于结核病诊疗职能上的缺失，而自身的业务又很繁忙，综合医院早诊早治结核病的能力和意识日渐薄弱，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造成结核病诊断的时间延长，传播风险增高，进而造成鉴别诊断困难乃至误诊几率增大。

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是病原学检测，其有效开展与否也是诊断是否延迟的关键因素。痰涂片对诊断效率非常重要，就诊时行痰涂片抗酸染色检测的患者较未行痰抗酸染色的患者者更能达到有效就诊的目的（98.1% vs 45.0%，下图左）。但其检查覆盖率在综合医院是非常低的，非定点医院开展痰涂片率百分比平均仅仅为15%左右，即使在三级综合医院也不足30% （下图右）。

综合医院中仅有20%的非定点医疗机构具有分枝杆菌培养的能力 （下图左），但即使是在具备分枝杆菌培养能力的医院，仅有不到10％的非定点医院主动开展细菌培养（下图右）。

分子诊断可以大大提升结核病的诊断效率 （图左），在定点医院开展较为普遍，而主动开展分子生物学检测的非定点医院比例极低，在三级医院也仅7.5% （下图右）。结核病病原学检测在综合了痰涂片、细菌培养以及快速的分子生物学检测后，患者中病原学诊断阳性率也不过50%多，近一半的患者诊断是靠胸片、病理结果以及实验性治疗来确诊，或者通过间接的指标来确认的（如NGS等）。

我（编者注：指王辰院士）带年轻医生出门诊的时候，我经常督促他们：这位患者应该查一个T-SPOT、血沉、PPD实验、结核分枝杆菌病原学相关检测……现在这些检查很少处方，这就是很大的问题。现在综合医院里医护人员，对一个怀疑结核的、长期低热咳嗽的患者「想去查T-SPOT的、想起做PPD的，想起进行结核病原相关检查的、想起做血沉的、想起观察CT上有没有结核相关表现」的意识、比例和能力都是明显下降的。而且我甚至要严重的强调、用英文开玩笑说：「it's my favorite（这是我的偏好）」。这样才能让他们留一点印象，进而去做相关的检查。临床上，不但相关处方比例低，即便进行了处方，综合医院检验科相关结核病检测的能力也是堪忧的。

「从诊断延误到治疗延误」是一个非常严重和突出的现象。从诊断延误到治疗延误也不仅仅是一步之遥。张文宏团队调研数据显示，只有4%首诊去非定点医院的患者在第一次就诊时接受了抗结核治疗，在非定点医院和定点医院，分别有12.1%和16.7%的患者首诊服用氟喹诺酮作为抗菌药物。其中，61%的患者症状改善，近半数患者因症状缓解而推迟下次就诊时间，延误治疗 。

总之，在结核病首诊的综合医院里，从人员上、从职能上，从临床到实验室体系建设上都是明显缺乏的，造成了诊断和治疗延误。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呢？有没有国家能为我们提供借鉴呢？我们需要比较下不同疫情国家的结核病防治体系和经验。

四、比较不同疫情国家结核病防治体系和经验

结核病的防治体现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以结核病为例，医学进展上分成几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重要阶段，从不知道致病病原体是什么的「痨病」到柯赫发现结核分枝杆菌，另一个重要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抗结核药物，结核病的治疗发生改变。

那么在抗菌素发明之前，已知结核病是可以传染的，但又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时候，怎么办？

大家意识到结核病人需要隔离起来好好休养，为此就在山上设置了很多所谓的「chest hospital」（胸科医院），或者结核疗养院，为什么胸科医院都选到山上、郊区？就是出于第一是隔离、第二是疗养的考虑。

世界上第一个疗养院是1854年德国医生布雷曼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戈尔贝斯多夫的建立的。著名圣地达沃斯建立于1860年。1930年以前，结核病的治疗一般以疗养为主，其原则为：完全休息、加强营养、新鲜空气、充足阳光，以提高病人的免疫力、抵御结核病。治疗结核病无特效药，其治愈率仅为25%，且病死率和复发率高，70%～80%的中度和重度肺结核病人在十年内死亡。所以说，有休养和隔离为主的疗法与其说是有效，不如说是给患者的一种心理依托。

20世纪的40年代以来，链霉素、异烟肼这一系列药物的出现，使人们忽然发现结核是有办法治疗的，因此进入结核病的「化疗时期」。

1965年，利福平问世，1972年，短程化疗方案使结核病的常规疗程缩短约1/2～1/3。自1980年起正式进入了以异烟肼加利福平为主的短程化疗时代，使疗程缩短了6～9个月。

于是在综合医院、基层诊所里，只要诊断了结核病就可以开始治疗了。开始治疗后，患者由迅速排菌变成不排菌。因此，专科的医院的职能有所下降，而综合医院收治患者增多，它的诊断能力、治疗能力需要逐步提高。

所以，真正的有药可治之后，在人类的结核病防治史上，继「发现结核分枝杆菌、知道其传染性，主要手段是隔离」阶段转化成了「可治」阶段。进而，随着重要的观念转变——过去结核病患者需要隔离的，而现在借用一名德国胸科医生的话「Considered it as a common disease（视为一个寻常的疾病）」。

看一看不同疫情国家结核病数据与现状。

例举耐药率的情况，中国、印度、俄罗斯是高发病、高耐药国家；而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低耐药、低发病国家，都从结核病高发的阶段，迅速经历了「结核病能够有效治疗」和「综合医院开展结核病治疗」，结果可以看出，结核发病率迅速下降，及时、合理的治疗率迅速上升，每年发病人数逐步减少/耐药人数、比例相比其它国家比例极低。

低疫情国家及时把结核病诊治的职能赋予综合医院，结核病发病之后，最早的就诊地点在综合医院、在社区诊所，大幅提高了早诊早治几率。

医学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技术和医学原理，要适应相应的社会体系、采取相应的社会行动。

西欧、北美等低疫情国家结核病防诊治体系与防控效果息息相关，这些国家结核病防诊治体系实现了「从专科的日光疗养院到全国范围内的综合防治」的变化；由医疗机构和开业医生负责诊治、负责上报登记，疾控部门统一管理 ；首诊医院即诊疗、耐药患者诊治规范、集中管理，以及具备健全的医疗保险等。

反观高疫情国家，往往是独立的、上报体系不健全的卫生服务体系，以及有被动发现患者为主、患者的管理上存在问题、国家投入的不足及分流等特点。首先，我们来看看
法德等欧洲国家结核病防控特点：

1、有《传染病防治法》可依；2、上报系统详尽：以患者为中心的报告系统，首诊即上报；3、医院治疗，实验室力量雄厚，管理职责清晰：诊防治体系链条简单、清晰；将结核病纳入肺科疾病诊疗；疾控机构负责分析和监管数据、公众宣传等；综合医院以及社区医院等负责诊治结核病；耐药或者广泛耐药结核病需要集中在指定的肺科医院住院治疗；综合医院与第三方结核病参比实验室紧密合作；所有菌阳结核病患者均开展药敏实验指导下的（耐药）结核病治疗。法德目前更致力于对公众的广泛教育及降低患者接受结核病诊治的门槛；致力于构建健全的全民医疗保险。

日本也基本相似：

1、有《传染病法》，结核病防治策略每5年进行完善；2、全面筛查早发现：对所有胸部X射线存在异常阴影者或者咳嗽咳痰2周以上者进行结核病筛查（3次痰涂+3次痰培+1次PCR）；3、综合医院治疗，实验室力量雄厚：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合作紧密，前者负责诊治、报告，后者负责管理和监督、监测；结核病防治的实施链条包括卫生福利部、卫生中心、附属医院、结核病疗养院和开业医生；所有涂阳菌阳患者必须收入医院/疗养院，直至痰转阴；拥有发达的商业化实验室，高质量痰液收集，初诊患者均实施药敏实验；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合作紧密等。

我们国家独立的结核诊治体系，和前苏联的体系一脉相承。在当时结核病高度流行、我国农业社会迅速转为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专业性的防治体系不是没有帮助的，历史上有它的作用。但是，在现在这个形势下，这可能是「结核发病居高不下」和「耐多药结核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罗斯结核病防控体系：

1、面临的挑战：一是耐药结核病比例高，初治结核病患者中高达32-35%；二是结核病和艾滋病混合感染比例高，在每年新发和复发患者中有19%的患者是TB-HIV共感染，而其诊疗难度比单一结核病要高很多。2、全民筛查、专病管理：实施全民每年一次的结核病筛查政策（成人每年一次胸片）；国家肺结核和传染病医学研究中心专负责数据统计、追踪、监管以及实验室建设等工作；各级结核病专科医院负责诊治；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接受强制性治疗；菌阳患者药敏指导下的治疗政策以及基层医疗治疗能力建设是俄罗斯结核病防治的经验之谈；俄罗斯联邦有4家国家级结核科研所，11家国家级成人结核疗养所，12家结核呼吸中心，156家抗结核防治所（2018年底数据）。3、问题：医防相对独立，信息沟通隔绝；体系框架较为复杂。

印度结核病防控体系：

而印度是社会发展阶段和整体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1、疫情严峻：是世界上结核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在 WHO 确定的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位列第一，每年新发肺结核病人约200万，占全球病人总数的1/3， 耐药患者总数全球第一。2、结核病公立-私立合作伙伴诊疗模式成主导：在印度，全国注册的私立卫生机构占比80%以上，处理全球近1/6的结核病患者；没有通过结核病培训的人员，无论是公立机构还是私人医院的医务人员都不能从事临床医生工作；全国统一的上报系统及其监管有待完善；缺少协调机制、沟通不畅；尤其在公共卫生机构的指导、管理等方面需要完善。

五、我国结核病防控体系改革方向探讨

每名临床医生一定是要有「社会医学」、「公共卫生」思维的。我国强调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绝对不只是疾控体系的建设。疾控体系当然是公共卫生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医疗机构、医学院校、卫生管理部门等都是公共卫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结核病防控方面，如何减低患者就医的门槛？如何构建我国现代结核病防诊治体系？

面对实现2035终止结核病流行目标的紧迫性，必须及时打破结核病预防体系与临床体系交流不畅的现状；及时赋能综合医院结核病诊疗功能，早诊断早控制早治疗；及时改善综合医院的医生对结核病诊治陌生的现状；及时解决患者更愿意到医疗条件较好的综合医院寻求医疗，却需要转诊的矛盾。因此，综合医院要主动的承担职能，及时加强综合医生对结核病的训练、教他能力等等，从「防、诊、控、治、康」五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安排。

展望我国结核病防治体系发展方向，我们建议：构架新体系、提高综合医院诊治能力；形成新机制、加快医防融合和综合防治；制定新措施、确保早防早诊早控早治。

最后， 我们强调从医学教育层次、从机构设置上、从体制机制上、从人才队伍建设上进行彻底改革，以期达到真正的医防融合。

参考文献 

[1]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tuberculosis report 2020

[2] 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3] 中国防痨杂志, 2013, 35(10): 783-787；Wenhong Zhang, 2019 ,CMI

[4] China CDC Weekly. doi: 10.46234/ccdcw2021.071

[5] Wenhong Zhang, et al, Patient pathway analysis of tuberculosis diagnostic delay: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China

特别感谢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刘海鹰 研究员

专家介绍

王辰

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中日医院呼吸中心主任。

刘海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大学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0年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毕业后，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感染与免疫中心任职研究助理并取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是T细胞在感染、炎症中的免疫调节作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在德国柏林马普感染生物学研究所做博士后，主要研究抗结核免疫。2007年入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后，继续以结核病等我国重要传染病为研究模型，从事感染免疫学研究。

本文由《呼吸界》编辑 Jerry 整理、排版，感谢刘海鹰教授的审阅修改！

* 感谢赛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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