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中国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具有引领和示范效应，也是中国医界领导者的重要产生地，其医学教育改革的成败，关乎中国医学事业的未来。

「4＋4」新型八年制医学教育模式，是在目前教育体系下，所能设计出的几乎最佳的高端临床医学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有望培育出未来推动医学发展的高素质医师和医学界领导者。

医学是科学，是「多学」，更是人学。让爱医者从医，可以最大程度保障医师队伍的稳定性，以及医学水平的高超性。

医学集纳了科学、技术、人文三大领域的高端成果，只有掌握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拥有人类最善化的德行，始终心怀悲悯之心的多学科背景的精英人群从医，才能构建最和谐的医患关系，才能保障科技被善用，才能让生命圆满。

下文是《人民政协报》记者刘喜梅、贾宁对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的专访。

「4﹢4」新型八年学制有三大「妙处」：可以纳多学科素养者从医，可以纳天下英才从医，可以纳爱医者从医。

高中生在通过高考志愿选择某专业时，常常不谙其道，其选择可能既非自己心之所愿，也未必符合未来从业的素养需求。这样的学生在毕业时，往往就面临着重新择业。

记者：2018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新百年之元年，肇启我国「4＋4」学制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再开中国医学教育先河。请问这一教育模式与我国现有的医学教育模式有何不同？

王辰：「4﹢4」学制临床医学教育模式肇始于上世纪初的北美，是世界医学教育主流模式中的一种，该模式将医学教育定位于多学科本科教育基础之上的研究生教育。

所谓「4﹢4」学制，其中第一个「4」是指4年通识性的本科教育，第二个「4」才是指4年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教育。在本科教育阶段，学生们可以分布在各学校学习各自专业，比如文学、机械、物理、生物、哲学、法律等。这些来自不同专业且在大学期间产生学医愿望的人，在本科教育阶段修完一定的生物学、有机化学等医学预科课程，并通过医学院入学考试之后，再接受4年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毕业时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

目前我国的5年制和8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教育，学生们在毕业时也能够获得医学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与「4﹢4」学制显著不同的是，我国医学院学生一直接受的都是医学专业教育，而不是在4年多学科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再接受医学专业教育。

记者：那么「4﹢4」学制有哪些突出优势呢？

王辰：我认为有三大显著优势，或者说是三大「妙处」。

一是纳多学科素养者从医。本科阶段的多学科背景，会为医学生们注入多学科的「DNA」，让他们拥有多学科的素养和能力。这些多学科的素养和能力，会在医学生学医阶段以及之后的从医生涯得到充分表达，结出更多的

医学硕果。

二是荟萃天下青年精英从医。医学关乎人的健康性命，故而对医学生、医生的素养要求极高。「4﹢4」模式是面向优秀高校各专业的优秀本科生进行再选择，可谓是优中选优，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未来从医者的高素质。

三是纳爱医者从医。目前我国的本科教育，学生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心智还大都不很成熟，因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期间发现原来的专业并不适合自己，希望另择专业，其中不少人希望学医。「4﹢4」模式即给这些经过各专业本科教育后最终有志于学医者以学医的机会。此时这些学生心智已经较为成熟，且立志于学医，医学院从中选择素养适于从医的人进入医学院。由于有志于学医、热爱医学，这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极高，未来从医的稳定度和专业水准往往更高。

基于以上三点，我认为，「4＋4」学制是在目前教育体系下，所能设计出的几乎最佳的高端临床医学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可望培育出未来推动医学发展的高素质医师和医学界领导者。

协和医学院之于中国医学教育的价值，在于其所培养的医学生，在未来是否能领航中国医学界。

国际上，医学教育改革、变革之风正劲，现代医学教育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协和医学院教育改革的成败，关乎中国医学事业的未来。

记者：为什么在前一百年协和医学院没有开始「4﹢4」学制呢？

王辰：其实，「4＋4」模式从建校伊始，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初心」。为何百年前未做，而时至新百年才开始推行？一方面是因为建校时中国的本科教育尚处草创阶段，大学普遍较弱，培养水平未能达到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要求。因此，协和医学院当时没有开启「4﹢4」模式，而是直接在个别优秀的大学（如燕京大学）中建立医学预科，或接受少数优秀大学的本科生转考协和医学院。

改革开放之后，协和医学院虽然也恢复了其传统的八年制招生，但仍未及深入思考并勉力推进「4＋4」医学教育改革，即对「4＋4」模式先进性的理解领悟尚待加强，未行探索。另一方面，要推进「4＋4」学制的改革，需要教育等多部门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因此，协和医学院在她的第一个百年中，终未成就「4＋4」模式。

记者：初心和使命都需要砥砺奋进。在您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的元年，就承接使命力推「4﹢4」模式，有哪些关键因素促成了您做出这样的抉择？

王辰：首先是国家医学发展的需要，一百年时间过去了，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发展已今非昔比。再者是因为协和医学院的定位。作为中国最早建立八年制医学教育、开创了中国「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时代、居国家领衔地位和最具导向性的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必须承担责任使命，为天下先，开风气先，引领中国八年制医学精英教育走上正确的方向和路线。

在东单三条九号，面积狭小、灰墙绿瓦红柱的协和医学院与周边耸立的高楼相比，是一种独特而显眼的存在。但协和医学院之于中国医学教育的价值，绝不在于楼房有几座有多高，而在于其所培养的医学生，在未来是否能领航中国医学界。

另一方面，「4＋4」模式的先进性，在国际上也已经得到佐证。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文化积淀比美国更深厚，但是到现在为止，在医学和健康科学的研究及成果上，美国领先欧洲很多。我认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医学教育是「4﹢4」模式。临床医生团队优秀与否，与其受教育的背景直接相关。医学研究往往从临床发端，而「4﹢4」模式因为在定位设计上更有利吸引高端、优秀人才学医，且这些优秀人才拥有多学科背景，在临床工作中就更易于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

医学是「多学」，但是我们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在一所医学院上求其「多学」，录取多大学、多学科背景的优秀学生进入医学院，才是医学界保持其多学性的最佳选择。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仍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而国际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才是主流。我国要在新时代体现医学发展的新模式，就亟待改变目前的医学教育模式。

记者:您一再强调医学的多学科性，为什么医学生要拥有多学科背景？

王辰：医学，是人类社会产生的一门特殊学问。它的目的是让人在全生命期减少病痛，延长寿命，提高健康水平。而它的手段也是多元的，既有科学的、哲学的手段，也有技术的、人文的手段，绝不仅仅是我们所惯常采用的生物学手段。

我有深刻的感触，目前我国医学教育的第一大短板，就是从高中生里直接录取的医学生，基本上是按照生物医学的模式来培养，这些学生们普遍缺乏人文、管理等多学科的必备素养，这与国际上已经成为主流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去甚远。如何弥补这一短板？「4﹢4」模式是一条重要路径。

常常有人问我，是否可以通过对医学生增加多种学科的课程来增加其多学科知识？答案是不行。因为，没有哪个人可以掌握如此众多的学科知识，从学科的门类和深度上均不能实现。那是否可以通过在医学院增加开设多学科课程来实现？答案是无医学院可以高质量地覆盖如此众多学科的教学。是否可以在某大学中充分进行多学科的教学？答案同样是不行，任何大学都不会开设所有学科，更不会有足量的优秀学科。

所以，我们不能在一个人身上，一所医学院上求其「多学」。而医学又需要医生或者医学生拥有多学科的背景，因此从各大学统揽各专业精英进入医学院，是最佳选择。

这些拥有不同本科专业背景的医学生，在医学教育阶段以及此后的从医阶段，思维和素养都会相互影响和交融。并且，当某个专业领域出现能够为医学所用的进展时，这些人中具有该专业背景的人就会成为联结医学和该专业的「桥头堡」、「桥接点」。比如，近年来信息学领域出现了大的进展，而医学界有若干人的本科专业恰是信息学，他们就很容易代表医学界把信息学跟医学融合起来，做出一些前沿的医学研究成果。

应当看到，所有领域的科技成果，最急迫、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一个是军事，另一个就是医学。军事关乎国防安全，医学则关乎人的生命和健康。「4﹢4」模式的优势就是在体制和机制上，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把各学科最前沿的科技进展，及时融入并服务于医学。这种设计不可谓不妙，不可谓不智慧。

目前我国医学基础研究、药械研发和临床研究的团队，大都在各自的频道上动情地演奏着自己的音乐，但只有把这些不同频道上的音乐融合起来，才能产生雄浑的交响乐。

创新能力弱特别是临床创新能力弱，是我国医学科技发展的突出短板。要弥补这一短板，亟须通过医学教育改革培养一批能够实现医学和其他学科转化的人，特别是产生一批这样的领军人物。

记者:将各专业的科技成果尽快应用于医学，既是世界各国医学科学家的共同追求，也是维护全人类健康的客观需要。但总的来说，我国在医学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产出和应用还远远未尽人意，这其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

王辰：突出的制约因素之一，是不管医学教育还是医学研究，常常是块状化的，彼此之间很少关联和融合。

比如医学院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一块是解剖学，一块是组织学，一块是药学，一块是微生物学等，这些条块之间的联系老师们很少讲，或者老师们可能也没有深入研究。这就好比只是教会学生盖楼房是用一块块砖，但具体如何把一块块的砖垒成大楼，学生还需要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自己一点点慢慢摸索。这显然不符合临床及研究工作的需要。

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因而临床问题实际上也涉及方方面面，只有医生们有机地组合了各种知识和技能体系，最广泛地利用最为先进的科技成果，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患者的健康和生命。

记者:美国是实施「4﹢4」医学教育模式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在融合各学科前沿科技成果服务临床医学方面，该国有哪些经验可供我国借鉴？

王辰：最可借鉴的经验，应该是临床医学集科技之大成，并以此为支撑，全力为患者提供整套的健康问题解决方案。

上面我们提到，美国的医学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主要原因之一是医生们拥有多学科的教育背景。这种多学科的交融，便于临床医生参与医学科技创新并实现成果转化，且在转化过程中真正着眼着手于解决病人的全部问题。

我们在美国调研、交流时，都有切身的感受，临床医生发现的患者问题，不管是涉及药品研发，还是涉及实验研究，或者是涉及医疗器械使用，最后只要能够给患者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医生都会积极尽力协调各专业、各方面来解决，这就使得美国的转化医学成果遥遥领先国际。

反观我国的医学研究，需要坦陈的是，不管是基础研究、药械研发还是临床研究团队，大都在各自的频道上动情地演奏着自己的音乐，但只有把这些不同频道上的音乐融合起来，才能产生雄浑的交响乐，即数量更多、质量更好地转化医学成果。

「4﹢4」学制医学教育为转化医学提供了人才基础。拥有多学科专业背景的临床医生，能够基于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丰厚积累提出不同的问题，并探求不同问题的解决方法，从而最终实现各个学科的技术和发现都能有助于医学上的发现和发明。

21世纪是医学和健康科学的世纪。现在，国际上发达国家民口的科技投入中，已约40%～70%应用于医学和健康科学，即医学和健康科学的投入达到或超过其他各方面投入的总和。因此，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我国，也要在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真正地大幅增加投入。这种投入是最「划得来的」，将来必有大得。

医学界强调精英教育，并非是因为医学界自恃甚高，而是因为医学关乎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这样的终极利益，只有最高素质的人从医，才能保障生命得其圆满。

医学集纳了科学、技术、人文三大领域的高端成果，只有医生能够善用科技，精修人文，才能达到行医的至高境界。

记者:精英教育，既是100多年来协和医学院始终坚持的办学理念，也是「4﹢4」模式的三大「妙处」之一。请问为什么一定要提倡医学的精英教育？

王辰：因为医学是「多学」，是科学，更是人学。其最终的落脚点体现为对人的照护，体现为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终极利益的维护，体现为努力让每个生命都能够得其圆满。

在临床上，有时会遇到有些医生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并不能为患者提供最适宜医疗的状况。「庸医之害甚于无医」。试想一下，如果让一些容易点错小数点的人去做医生开处方，将会是怎样可怕的场景？如果医生自己对生命的理解都是褊狭的，他们又如何能够保障对生命进行最适宜的照护？

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群体从医，他们掌握着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拥有人类最善化的德行，心怀悲悯之心，既能用最先进的科技去减轻患者的痛苦，又能够在科技的使用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只有他们，才能够代表人类的终极利益，才能够构建出和谐的医患关系。

记者:也就是说，是社会和人类的终极利益要求从医者必须为精英群体？

王辰：对。这并不是医学界刻意将医生群体自奉为精英，其实精英人群不管从事哪种职业，选择哪个行业，他们仍然都会是精英。精英人群不选择从医，对于精英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损失，他可以去做别的职业。但是，对于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却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只有一批素养最高的人，才能维护全人群的最高利益。

需要特别注意且令人担忧的是，过去医生世家是格外受尊重的群体，现在大多数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近年来，医学院校录取分数亦有相对降低的趋势，现在保证医学院校录取到最优秀学生的机制正在被弱化。这是一种社会的异化现象。如果这种异化现象没有迅速得到纠正，全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就会受损。

我希望，协和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改革，能够为中国的高端医学教育改革做好示范，让后来参与改革的医学院校可以有所借鉴，以更好地把握方向，更加完善地推进改革。

专家介绍 - 王辰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中日医院呼吸中心主任。